上海紹興路54號，一棟不起眼的三層小樓。

這里是《萌芽》雜志社的編輯部。

木質樓梯踩上去會發出吱呀的聲響，走廊兩側堆滿了捆扎好的雜志和稿件，空氣中飄浮著油墨、紙張和淡淡煙草混合的味道。

二樓東側的大辦公室里，七八張老舊的書桌拼在一起，每張桌上都堆著小山似的稿件。

靠窗的位置坐著個三十出頭的編輯，叫陳樹，戴著一副黑框眼鏡，正就著晨光審閱一篇來稿。

“老陳，今天又來了多少？”對面桌的老編輯王建國抬起頭，揉了揉發酸的眼睛，端起搪瓷缸喝了口濃茶。

“還能多少？每天都這樣。”陳樹指了指墻角兩個鼓鼓囊囊的帆布袋，“郵局剛送來的，少說一百多份。光拆信就得半天。”

1987年的秋天，文學熱持續升溫。

《萌芽》作為全國唯一的青年文學刊物，每天收到的投稿量都在增加。

編輯部的六個人要負責初審、復審、編輯、校對，工作量巨大。

但稿費也誘人，千字十到十五元，一篇八千字的小說如果被采用，能拿到近百元稿費，相當于普通工人兩三個月的工資。

這讓無數文學青年趨之若鶩。

只是質量嘛……

陳樹嘆了口氣，把手里那篇稿子放到“退稿”那一摞。

又是篇無病呻吟的青春散文，辭藻華麗但空洞無物，寫的是“憂傷的雨”、“寂寞的風”，就是看不到真感情。

他起身去墻角拖過一只帆布袋，用小刀劃開。

里面是密密麻麻的信封，來自全國各地。

他抱出一摞，回到座位上開始拆信。

大多數稿件都很薄，三五頁紙，寫著短詩或散文。

偶爾有幾篇小說的，也不過十來頁。

陳樹快速瀏覽著，合格的放到一邊，明顯不行的直接退稿。

直到他拆開一個牛皮紙信封。

分量明顯比其他稿件重。

他抽出來厚厚一沓稿紙，足有三四十頁。

第一頁上用藍色墨水工整地寫著標題：《向南的車票》，作者：卿云（復旦大學中文系87級周卿云）。

“喲，挺厚的。”對面的王建國探頭看了一眼，“大學生投稿？復旦中文系的，那得看看。”

陳樹點點頭。

大學生投稿他們見多了，但這么厚的很少見。

他戴上眼鏡，開始閱讀。

“火車穿過秦嶺隧道時，李向南把臉貼在車窗玻璃上。黑暗持續了三分十七秒，他數著自己的心跳數的。”

第一句話就讓他坐直了身子。

干凈，精準，有畫面感。

沒有那些華而不實的修飾，但每個字都落在該落的地方。

他繼續往下看。

“當光明重新涌入車廂的瞬間，他看見的第一個景象是：一片完全陌生的、水汪汪的稻田，倒映著江南特有的、濕漉漉的天空。

“那一刻他知道，故鄉那些干裂的黃土坡，已經被扔在了隧道的另一頭。連同一起扔下的，還有他十七年來所熟悉的一切：旱煙的味道，信天游的調子，母親在灶臺前佝僂的背影。

“這是1987年9月，他要去上海念大學。車廂廣播里正在放《年輕的朋友來相會》，周圍的乘客跟著哼唱，歌聲歡快。只有李向南沉默著，他懷里揣著的錄取通知書硬邦邦地硌著胸口，像一塊來自未來的、沉甸甸的石頭。”

陳樹的手指在稿紙上輕輕摩挲。

好文字。

不僅僅是文字功底好，那種對情緒的精準把握，對細節的敏銳捕捉，還有那種克制卻有力的敘事節奏，都不像一個普通大學生能寫出來的。

他完全被吸引住了，一頁一頁翻下去。

李向南到達上海后的迷茫，對大學新環境的不適應，與城市同學的文化沖突，對故鄉復雜的思念……

一個活生生的八十年代大學生形象，在字里行間漸漸豐滿。

更難得的是，這篇小說沒有陷入當時流行的兩種模式：要么是傷痕文學的悲情控訴，要么是改革文學的激昂吶喊。

它寫的是普通人的真實成長，是城鄉差異下的身份焦慮，是一個農家子弟在時代變遷中的自我尋找。

真誠，樸素，卻直抵人心。

“老陳，看什么呢這么入神？”王建國又湊過來，“這都看半小時了。”

陳樹抬起頭，眼神有些激動：“老王，你來看看這篇。”

他把稿子遞過去。

王建國是編輯部里的老資格，干了十幾年編輯，眼光毒辣。

王建國接過來，先看了眼厚度，挑了挑眉，然后開始閱讀。

他看得比陳樹還慢，時不時停下來，推推老花鏡，又翻回去重看某一段。

辦公室里其他編輯也注意到了這邊的動靜。

“老王，發現好稿子了？”坐在門口的女編輯劉秀蘭問。

王建國沒說話，直到看完最后一頁，才長長舒了口氣，把稿子輕輕放在桌上。

“怎么樣？”陳樹急切地問。

“好。”王建國只說了一個字，但語氣很重，“真他媽好。”

這話從一個老編輯嘴里說出來，分量就不一樣了。

“我看看。”劉秀蘭走過來，拿起稿子。

其他幾個編輯也圍了過來。

辦公室里安靜下來，只有翻動稿紙的沙沙聲。

“這開頭絕了。”一個年輕編輯小聲說，“‘黑暗持續了三分十七秒，他數著自己的心跳數的’，就這一句，那種離鄉的緊張和孤獨全出來了。”

“你看這段，寫宿舍里城市同學和農村同學的沖突，”另一個編輯指著稿紙，“不夸張，不煽情，就是幾個細節：城里同學拿出的巧克力，農村同學拿出的煮雞蛋；城里同學討論外國小說，農村同學默默聽著，那種隔閡和尷尬，寫得真透。”

劉秀蘭看完最后一段，眼眶有些濕潤：“這結尾……李向南終于給家里寫了第一封信，寫‘爸，媽，我在上海很好，食堂的米飯很白，比咱家的白’，然后筆停了，不知道還能寫什么……太真實了。”

“是啊，”王建國感慨，“現在多少作品都在寫宏大敘事，寫歷史反思，寫人性黑暗。這種寫普通青年真實成長的作品，反而少了。但讀者需要這個，需要看到自己的生活被寫出來，被理解。”

陳樹點頭：“而且作者筆力扎實，八千多字，沒有一處冗余。情緒層層推進，最后那個開放式結尾，余味很長。”

“作者叫什么？卿云？筆名？”劉秀蘭翻到第一頁，“復旦大學中文系87級周卿云……大學生，大一新生？”

“新生能寫出這種水平的作品？”有人懷疑。

“天才總是有的。”王建國說，“而且你看這字跡，工整有力，一看就是常年練字的。可能家學淵源。”

“要不要給主編看看？”陳樹問。

“當然要。”王建國起身，“這稿子放咱們《萌芽》可惜了，應該投《收獲》那個級別的。不過既然投到咱們這兒，就不能放過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