印度洋的夜，黑得純粹。

只有星光和“光復號”自身的航行燈在無邊的海面上劃出孤獨的光帶。艦橋內，儀表盤發出幽綠的熒光，指針規律地顫抖。值更官林海站在海圖桌前，手里端著半涼的咖啡，眼睛盯著代表航向的那條鉛筆線。

“航向120，航速18節，風力三級，海況平靜。”他低聲對身邊的航海士說，“照這個速度，明天中午能到科倫坡外圍。”

航海士是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，叫陳啟明，三個月前剛從技術學校畢業。“長官，英國人真的會讓我們進港嗎？”

“大統領說了，他們會讓的。”林海喝了口咖啡，“不讓，我們就停在主航道外面，讓所有進出港的船都看看。英國人算得清這筆賬——”

話音未落，通訊室的鐵門被猛地推開。

通訊兵王小華沖了出來，手里捏著一張剛譯好的電報紙。他的臉在昏暗的燈光下白得嚇人，嘴唇哆嗦著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“王小華？”林海皺眉，“什么情況？”

王小華把電報紙塞到他手里，轉身扶著艙壁，肩膀開始劇烈地抖動。

林海低頭看去。

電文很短，只有三行。用的是“龍睛”網絡最高密級的編碼格式，譯出來的每個字都像燒紅的鐵釘，燙進他的眼睛：

【南洋-7急電】

爪哇巴達維亞，今晨六時。荷蘭軍警鎮壓華人商戶抗議，開槍。

已確認死者四十七人，傷者逾百。尸體堆積碼頭，血流成渠。

商會緊急求助，問：祖國何在？】

咖啡杯從林海手里滑落，在鋼制地板上摔得粉碎。褐色的液體濺開，像極了電文里描述的血。

艦橋里所有人都轉過頭來。

“長官？”陳啟明小心翼翼地靠近。

林海沒回答。他的手指捏著那張薄薄的紙，指關節因為用力而發白。過了足足十秒鐘，他才抬起頭，聲音嘶啞得像砂紙摩擦：

“立即通知艦長。全艦，進入二級戒備狀態。”

“二級戒備？”陳啟明愣了一下，“可是我們……”

“執行命令！”

林海幾乎是吼出來的。年輕的航海士渾身一顫，轉身沖向傳聲筒。警鈴聲隨即響起，短促而尖銳，在深夜的艦體內回蕩。

李特在艦長室里和衣而臥。

連續三十多個小時的指揮，加上與英國艦隊那場漫長的心理對峙，讓這個艦長筋疲力盡。但他睡得很淺——這是多年養成的習慣，隨時準備被叫醒。

所以當警鈴響起第三聲時，他已經坐了起來，雙腳踩進靴子。

“報告！”

林海的聲音在門外響起，帶著壓抑不住的顫抖。

“進。”

門開了。林海走進來，手里拿著那張電報紙。他甚至沒有敬禮，直接把它遞到李特面前。

“爪哇出事了。”林海的聲音很輕，“荷蘭人……開槍了。”

李特接過電文。

他看得很慢，一個字一個字地看。看完第一遍，他又看了第二遍。然后他抬起頭，眼睛在昏暗的燈光里深不見底。

“消息核實了嗎？”

“‘龍睛’南洋-7發出的，密級最高。”林海說，“他們不會在這種事上出錯。”

李特點點頭。他走到舷窗前，推開厚重的防彈玻璃。濕熱的海風灌進來，帶著咸腥味。遠處，“無畏號”的航行燈還在視野里，像一只固執的眼睛。

“我們離爪哇多遠？”他問，聲音平靜得可怕。

林海迅速心算：“當前位置北緯8度，東經72度。到巴達維亞……全速航行需要大約五十六小時。如果現在轉向，航向調整到165度，航速提到30節，可以壓縮到五十小時以內。”

“五十小時。”李特重復這個數字，“五十小時，夠荷蘭人殺多少人？”

林海沒敢接話。

李特轉過身。他的臉上沒什么表情，但林海看到，艦長握緊的拳頭在微微發抖——那是極度壓抑憤怒的表現。

“通知輪機艙，”李特說，“航向調整到165度，航速提到25節。但先不要全速，等我命令。”

“艦長，我們要去爪哇？”林海的聲音里有一絲猶豫，“可是大統領的命令是繞道科倫坡、亞丁，展示存在后返航。擅自變更計劃……”

“所以我不是擅自變更。”李特打斷他，走到書桌前坐下，拿出密碼本和電報紙，“我會向迪拜請示。但在那之前，我要先做好一切準備。”

他提筆開始書寫電文。鋼筆尖劃過紙面，發出沙沙的聲響。

【致迪拜指揮部，密級絕密。

我艦于03:17收到南洋-7急電：爪哇巴達維亞發生荷蘭軍警屠殺華人事件，已確認死亡四十七人，傷者過百。現場情況危急，僑胞求援。

我艦現位于北緯8度12分，東經72度34分。若全速前進，可在五十小時內抵達爪哇海域。

請示：是否變更原定航行計劃，前往爪哇護僑？

此事務關重大，請大統領速決。

附：個人意見——見死不救，恐寒三十萬僑胞之心；然擅自行動，或亂全局之謀。兩難之間，請大統領定奪。

李特，03:25】

寫完，他把電文遞給林海：“立刻發出去。用一號密碼，最高優先級。”

“是！”

林海接過電文，轉身要走，又被李特叫住。

“等等。”李特站起身，走到他面前，“發完電報后，通知所有部門主管，十五分鐘后在會議室開會。另外……讓廚房準備熱食和咖啡，今晚沒人能睡了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林海離開后，李特重新走到舷窗前。他閉上眼睛，深深吸了口氣。

四十七個死者。

他想起多年前，自己還在新加坡碼頭上扛包。那天下午，一個英國工頭說華人勞工偷了貨，要搜身。一個叫老陳的工友抗議了幾句，被工頭用鐵棍砸在頭上，當場就不行了。血從老陳的耳朵、鼻子、嘴巴里流出來，在地上積了一灘。

周圍幾十個華人勞工，沒人敢動。

李特也不敢。他只能看著，看著老陳的眼睛漸漸失去神采，看著那個英國工頭啐了口唾沫，罵罵咧咧地走開。那天晚上，他躲在棚屋里哭了——不是為老陳，是為自己的懦弱。

“這一次，”他對著窗外的黑暗，輕聲說，“不一樣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