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小王，你那個學生，不錯。”李司長對王選說道：“有想法，敢說話。

那個關于中文系統的觀點，說到點子上了。”

“他還年輕，需要磨煉。”王選很謙虛的說道。

“年輕好，年輕人是未來。”李司長感慨道：“咱們這些人，能做的就是搭個臺，讓年輕人唱戲。

戲唱得好不好，看他們的本事了。”

飯吃到一半，服務員送來了當天的報紙。

《人民日報》頭版頭條，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摘要。

所有人都放下筷子，湊過去看。

“……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……”

“……解放思想，開動腦筋，實事求是，團結一致向前看……”

“……實現四個現代化，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，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，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……”

字字千鈞。餐廳里安靜得能聽到針落地的聲音。所有人都在看，在思考，在消化。

謝建軍看著那些熟悉的句子，前世在歷史書上看過無數遍的句子。

但此刻，在1978年12月的羊城，在一群科技工作者的注視下，這些句子有了不一樣的分量。

“要變了。”陳處長喃喃道。

“要大變了。”王選也說道。

“是好變。”李司長聲音有些哽咽的說道：“我等這一天，等了太久了。”

晚餐在復雜的情緒中結束。有激動，有期待，有壓力，也有希望。

回房間拿行李的路上，王選對謝建軍說道：“看到了嗎？時代真的變了。

回去后，咱們要抓緊，要快。機會不等人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

晚上八點半，他們到達羊城火車站。月臺上燈火通明，開往京城的列車靜靜地等著。

上車，放好行李，安頓下來。和來時不同，這次回程只有王選、陳處長、孫工和謝建軍四人。

其他代表有的留下繼續洽談，有的去其他地方考察。

九點整，列車緩緩啟動。羊城的燈火漸行漸遠，最后消失在夜色中。

謝建軍靠在車窗上，看著窗外飛馳而過的黑暗。

三天會議，像一場夢，但又無比真實。

他見到了世界上最先進的計算機，見到了這個領域的頂尖人物，聽到了最前沿的討論，也看到了最現實的博弈。

收獲巨大，壓力也巨大。

他知道，回京城后，要做的事更多了。

要消化這次會議的收獲，要整理資料，要寫報告，要繼續學業，要參與研究，要照顧家庭……

但此刻，他只想靜靜地看著窗外，讓思緒沉淀。

“累了就睡吧。”王選說道：“明天下午才到京城。”

“不累。”謝建軍說道：“老師，您說，咱們多久能追上？”

王選沉默了很久。

“硬件，可能要十年。軟件，可能快點。但最難的，是思想。”

他看著窗外說道：“咱們習慣了封閉，習慣了自給自足。

打開國門，看到差距，有些人會奮發，有些人會氣餒。這需要時間。”

“那咱們呢？”謝建軍問道。

“咱們？”王選笑了：“咱們是搞技術的，能做的就是把手頭的事做好。

一臺機器一臺機器地研究，一行代碼一行代碼地寫。

追得上追不上，不是想出來的，是做出來的。”

這話樸實，但有力。謝建軍點點頭，心里踏實了許多。

夜里，列車在華中平原上飛馳。謝建軍躺在臥鋪上，卻睡不著。

他拿出筆記本，借著過道微弱的燈光，寫下這次南行的總結：

收獲：

1.看清了國際計算機技術發展現狀

2.了解了主要公司的產品和策略

3.建立了初步的人脈關系

4.認識了周明等國內人才

5.拿到了寶貴的技術資料

下一步：

1.整理會議資料，形成報告

2.重點研究王安漢字系統和蘋果II

3.幫助周明完善拼音輸入法

4.加強英文和專業技術學習

5.關注國內政策動向

寫完，他合上本子，閉上眼睛。

列車轟隆向前，像時代的車輪，不可阻擋。

而他，謝建軍，二十二歲的大一學生，兩個孩子的父親，正坐在這趟列車上，駛向1979年，駛向改革開放的春天。

路還很長，但他已經上路了。

而且，他知道方向。

列車在黑夜中向北疾馳。

硬臥車廂里，大多數乘客已經入睡，鼾聲此起彼伏。

謝建軍卻毫無睡意，他坐在過道邊的小折疊凳上，就著昏暗的燈光，在一本新筆記本上畫著什么。

如果此時有人湊近看，會看到那些紙上畫滿了復雜的電路圖、系統架構框圖和時序邏輯圖。

這不是一個大一學生該懂的東西。

鉛筆在紙上沙沙作響。謝建軍正在根據這次羊城會議的見聞，結合前世的記憶，勾勒一個可能的技術路徑。

第一步：獲取核心元器件。

他在這一項下面重重劃了幾道線。

這是所有問題的起點。

蘋果II用的是MOS 6502，王安2200用的是Z80，這些都是1978年最主流的8位微處理器。

但在國內，想要弄到這些芯片，比登天還難。

“想什么呢？”王選的聲音從身后傳來。

教授也睡不著，披著外套過來。

“老師。”謝建軍合上筆記本：“在想技術路線。”

王選在他對面坐下，掏出煙，想了想又放回去：“說說看。”

謝建軍重新翻開筆記本，指著自己畫的系統框圖：“這是基于Z80的基本系統架構。

CPU、時鐘電路、地址鎖存、內存、ROM、I/O接口……理論上，如果有芯片，我能設計出電路板。”

王選瞇起眼睛，仔細看著那些圖紙。

線條工整，標注專業，完全不像新手畫的。

“你……學過電子工程？”

“在鄉下時自己鉆研過。”謝建軍早準備好了說辭了。

“我們大隊有臺壞了的晶體管收音機，我拆了研究，后來又托人買了幾本舊教材。”

這個解釋勉強說得通。1970年代，確實有很多知青，通過自學掌握了不少知識。

“繼續。”

“Z80是Zilog公司1976年推出的，性能比英特爾8080強，而且有配套的監控芯片和開發工具。”

謝建軍指著圖紙上的一處說道：“最重要的是，它的指令集兼容8080，而咱們國家……可能已經有人接觸過8080了。”

王選眼神一凜：“你是說DJS-050？”

“對。”謝建軍點頭道：“華清和江淮無線電廠搞的DJS-050，就是仿8080的。

如果咱們能通過學校或部里的渠道，接觸到那個項目組，也許能拿到一些技術資料，甚至……芯片樣品。”

這是大膽的想法，但并非不可能。

1978年，科研單位之間雖然有壁壘，但也沒到密不透風的地步。

京大數力系作為國內頂尖的數學和計算機研究機構，向兄弟單位要些資料，是有可能的。

“就算拿到了芯片，然后呢？”王選問道：“設計電路板？寫監控程序？做外設接口？這需要一個團隊。”

“所以需要您的支持。”謝建軍說得懇切：“研究室現在主要精力在激光照排上，那是重點項目。

但我們可以開一個小課題，比如‘微型機系統研究與漢字處理適配’。

名義上是為照排系統，尋找低成本的前端輸入設備，實際上……”

“實際上是在偷偷搞個人計算機。”王選接話，語氣聽不出情緒。